国内光伏企业：躺着也“中枪”

另一方面又贯注于人身而为人之性，因而又是内在的，故儒教不是依他之信。

他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，不仅居仁由义，而且谦恭有礼。杨亮功（1983）：〈从论语研究孔子所说的学说〉。

儒家认为：家庭中的孝弟是仁之本，一个人要实践仁的德性，应当从务本做起，先讲求孝弟、笃于亲，再论及其它。儒家是主张大德必得其禄，必得其位的，士必须仁以为己任，占更高社会地位的显贵、王侯亦莫不然： 孟子曰：三代之得天下也，以仁。子曰：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 儒家以为：个人出仕的主要目的是以道济天下。刘述先（1989/1992）：〈由天人合一新释看人与自然之关系。

它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，在宇宙之外，另外树立一个超越的实体，并假设宇宙万物均由此实体所创造出来。《论语·八佾》 他将人间事务中人力所不能及的部份划归为命的领域。《丰》《涣》旁通，二五当位先行成《革》《观》。

也就是说，无论思想实质还是表达形式，孔子之传均无异于文王之经。这充分证明，焦循对象辞关系的全部识见，归根结底还是在父亲同辞之问的引导下个人悟得的。因而，《易通释》在逻辑上应先于《易章句》。正是这一冲突，激发了焦葱对象辞关系的重新思考。

周公之爻辞，即文王彖辞之笺。有孚便与全经诸有孚一气相贯，盈字便与全经盈字一气相贯，缶字便与全经缶字一气相贯，终字、来字、有他字便与全经终字、来字、有他字一气相贯，此参伍错综之无不通也……余求之十余年，既参伍错综以求其通，而撰《通释》，又纵之横之以求其通，而撰《章句》。

朱伯崑先生认为：焦氏此说，对了解《周易》中的字义，有其合理的因素……但他倡此说的目的，在于追求《周易》的体系，即其所炮制的基于二五变通和比例的体系，其结果同样流于比附……辞有歧义，古代汉语，尤为突出。《易》辞各自成文理，而其实各指其所之。正如清人郭嵩焘所言：汉儒之释经也，强经以就己之说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圣人精心构设《易》辞的反复出现，一则提示系有同辞的若干《易》卦可由卦爻行动相连一体，再则令后学从中体悟出每一字词的象数内涵。

显见，上述四字互为假借，并不等于它们在《周易》经传中的位置可以任意调换。其中虽不乏皮锡瑞其假借、转注本于六书，而说假借之法尤精，可谓四通六辟，学者能推隅反之义例，为触类之引申，凡难通者无不可通……学者试平心静气以审之，当信其必非傅会矣的极力称许，但非之者尤众。简言之，凡通假之字散见于诸卦经传，即表示此若干《易》卦存在象数关联。童僮音同义近，则僮仆亦属艮象。

所幸文王独得其间，于是观象系辞以明卦爻动变。伏羲画卦的全部深意皆寓于卦爻运行之中，文王、周公系辞的目的即是以相同字词彰明伏羲创设的象数规则，孔子作传的宗旨则是在文王、周公所作经文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同辞标记。

何也？学究之注，经生之义疏，就一章一句、枝枝节节以为之解，而周公、孔子之笺疏，则参伍错综、触类引申。但将其夸大，未免流于牵强。

虽然历代注家对此必有察觉，但从现有文献来看，同辞现象直至焦葱才被视为颇有讨论必要的易学问题。当然，对致力于易学研究的学者而言，内心有所偏好无可非议，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亦顺理成章，只是不可因此入主出奴、逼古人就范，以致视野浅近、胸襟促狭。以小学的立场观之，上述批评可谓道破实情、切中肯綮。伏羲以手指之，文王以辞指之。究其根本，历代学者总有其各不相同的讨论面向或表达诉求，所以才不厌其烦地对《五经》《四书》等原始典籍予以重释。《困》《贲》旁通、三上先行成《大过》《明夷》。

伏羲以口告之，文王以辞告之。如人身之络与经联贯，互相纠结，针一穴而府藏皆灵，执一章一句以求其合，宜乎三隅虽举，仍不能以一隅反也。

这就意味着，象数与义理两派解《易》理路的根本分歧，即是否认同象辞之间存在严整对应，终究只是两种不同的信念。既然如此，圣人又为何将其系于经传之中？ 这一问题对焦循苦心经营的象辞关系说造成的冲击是不言自明的。

三者皆以卦爻行动为归，绝不可孤立视之。如借‘袛为‘底，借‘豚为‘遯，借‘豹为‘约……皆韩氏有以益我也。

例如，《乾》卦辞元亨利贞并不与《大象》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直接关联。高亨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：焦循《易学三书》素称绝作，而最为荒滥。其二便是缺乏例证，只凭声音就自由心证地认定为通假。不过，这种差异只关乎细节而无涉于本质。

首先是来自小学领域的批评。其实，训诂明义本是经学的一贯传统，尤为两汉经师所注重。

如麓录二字本皆有者也，何必借麓为录？……疑之最久，叩诸通人说之，皆不能了。也就是说，假借说《易》的落脚点并非假借，而在于易。

假此以就彼处之辞，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，如豹礿为同声，与虎连类而言，则借礿为豹。并且，我们始终无法对象辞二者孰主孰从作出绝对判断。

他相信，有本字之通假与无本字之假借皆属圣人有意为之，其中必定蕴含某种深意。《既济》九五既论杀牛祭祀之事，则只能用礿而不能用豹。尽管《易学三书》表现出浓厚的小学特征，但究其根本，焦氏易学并未理会经传辞句的语义承载功能，声训、义训方法的运用亦非旨在理顺文意，而是作为判定、归并同辞标记的理论工具，所以，音韵训诂只是建构象数体系的技术手段，并不具有根本地位。然而，他并不直接给出爻变规则，而是将相同字词系于具有象数关联的若干卦中，令学者顺循同辞标记自行参悟。

譬如已有左翼，而增其右翼。历千百年而口授指示者不传，但存卦之序。

焦氏之弊，以《易》从例。但就焦氏易学体系而言，两书又皆以《易图略》所阐明的象数体例为基础。

《既济》九五：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礿祭。焦氏训诂之弊，亦在于此。